论坛

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正确定位儒家思想及其发展:

关于儒家和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概念的思考

空中杏坛,2017年5月8日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 杜崙

感谢欧阳祯人教授,能在“空中杏坛”和国内的师长和同仁交流思想,非常荣幸!我要谈的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正确定位儒家思想及其发展:关于儒家和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概念的思考”。

我今天的报告有三个部分:一、报告的背景;二、西方文化几个不能忽视的传统和发展;三、中西文化的四组概念的对比

报告的背景

先说说报告的背景。我的报告的出发点是:

在目前政治上的多极世界的框架下,人类要建立基于平等关系的多元文化。不同民族一方面各自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相互学习,通过沟通,建立成为世界文明底线的普世价值规范。

我本人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持如下的基本立场

第一,从各自文化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去解释相关的概念,比如西方的human rights(中文是“人权”)和中国的民权,(我没有搞错的话,“民权”是在清末针对“皇权”提出的)。又比如西方的democracy和中国的“民本”,大家知道,中国西周初提出的“民主”的意思是“人民的主人”,和“民主”这个词在当代中国的用法正好相反。我认为,关键是要理清概念的本义和字义,这样,才能找出相同之处和做出正确的区别,比如中国儒家的“博爱”和基督教文化中被译成“博爱”的这两个概念。随着思想的发展,概念的含义也会变化,所以,追寻概念的历史的发展就也很重要。

第二,对于中国人,正视自己文化中缺陷,但同时包淡定的态度,(能说出:“那又怎么样!”这句话),而不是在自己文化中,刻意和牵强附会地去寻找那些在潜意识中被认为是好的和正确的,与西方文化中相应概念,以便证明中国文化也可以与西方文化媲美。

第三,杜维明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现代化。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并进行相应的研究。但是,历史发展也有类似的趋势,先与中国现代化的西方能找到这些趋势。另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是事实。所以,才会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我的意思不是“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好”,相反,我认为,不少中国人把西方看得太理想,就像当年启蒙时代西方学者看中国一样。我的意思是,也许我们应该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和历史发展趋势定位儒家的发展,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的价值观,比如,建立在人格平等上的相互尊重和公德,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

第四,我们现在也许得反思“文化转型”的问题,首先得下个准确的定义。也就是说,我们得问问“文化转型”可能性大不大、有没有必要。换句话说,“转型后的文化”,还算不算“中国文化”。

我今天将要谈谈下面四组概念:第一,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民本”;第二,西方的“平等”和中国儒家的“差等”;第三,西方的right (“正确”或者“权利”)和中国的“义”(仁义的“义”);第四,西方的rule by law (中文是“法制”,制是制度的制)与rule of law (中文是“法治”,“治”是统治的治)。与此相对,儒家的“礼治”(治是治理的治,英文可译成 rule by rites,也可译成rule of rites)、“德政”(政治的政;(英文可译成govern by the virtue))与“仁政” (英文可译成govern by humanity/benevolence

再谈谈我的对比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做个非常简单的介绍,以便至少有个参照系。不过,我强调,我今天的报告不是学术报告。做学术报告,得引经据典,先述说前人和其他学者的论点,再讲自己的观点,并有根有据。我今天做不到。今天的报告,只是我在儒学的研究中和阅读关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闲书时,以及我在德国生活中的产生的一些随想。同时,我想说,我的观点很多都很不成熟,甚至谬论,今天借这个引起思想的碰撞,得到大家的指正。

西方文化几个不能忽视传统和发展

首先,要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有几个传统和发展不能忽视。

第一个就是古希腊。古希腊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有了城邦国家。特别是雅典,经过几次政治改革,走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经济上,就是私有制的固化,政治上,形成了欧洲早期的国家,即城邦。由于私有制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契约就很重要。由于社会关系的非血缘化,除了大量奴隶之外,形成了公民这个社会身份的城市群体。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由人。与原有的贵族相对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和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也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就是权利,利益、法律,契约和自由的意识,鼓励竞争,能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他人的支持。

如果把注意力限于政治,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总是从统治者的角度讲的,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治理”。而在古希腊,“政治”含义就是“城邦的事物”,和今天“国家的事物”类似。这就意味着,“政治”从一开始就包括了从下到上的政策形成过程,政府组成的过程以及对统治形式的讨论。事实上,因为古希腊就有多种统治形式以及相应的和宪法,亚里士多德才可以对这些不同的宪法进行比较,用今天的说,就是进行经验性的研究。而当时的中国呢,西周初期统治者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家国同构”的封建制,通过各种礼仪体现的与血缘关系相连的等级制度和角色来治理。

还可以做个简单的比较,中国以后的士大夫政治中,除了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官僚机构外,乡村中的绅缙和保甲制度,这都是统治秩序的支柱。而西方呢,城市中富有阶层,面对世俗贵族和和教会,一直在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他们是建立现代民主制的中坚力量,虽然一开始只有这个少数群体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最后,欧洲文化,没有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本人没专门研究过。但是,只要接触过的学者都知道。我只举政治和伦理方面的例子。比如“至善”、“德性”,“自然法则”(这是“天赋人权”的滥觞),“自由”、(自由民之间)“平等”、“法律”(也就是说,“法”不仅仅是“刑法”)。特别要提的关于人的“理性”和个人的“幸福”问题。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至善就是个人的“幸福”。

第二,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基督教的建立,至少可以从耶稣讲起。起源于希伯来民族的古老信仰的基督教,在建立初期是被迫害的。从古罗马准确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272-337)统治的第三世纪,才开始传播,从此,其发展势不可当。这里当然没有时间讨论基督教的历史,教义和理论,特别是中世纪时的经院哲学,但是,从经验看,基督教有不少强项。时间关系,只简单说说。第一,就是“信仰”。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白说,没有信仰,怎么能使宗教。我只是想说,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毫无怀疑,不用认真去思考“信”上。只要“爱上帝”、“信上帝”,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就行。第二,至少从宗教改革以后,这个信仰可以只是你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特别是你面对十字架时,你就能看到上帝为了拯救你而牺牲的儿子耶稣,并且通过耶稣这个上帝的化身和看不见、摸不着,却具有无限权力和爱心的上帝对话。大家知道,中国的“天”不仅高高在上,而且是不说话的。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望不可及,摸不着的。第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皇帝是“天子”,只有天子才能祭天。而在中世纪的欧洲,皇帝以及国王作为个人,在代表上帝的教会面前,和别人一样。不仅加冕,需要教会的祝福;如果教会不承认你是基督徒,那你就别想统治老百姓。亨利四世就是例子。

这个区别不能忽视。亨利四世的历史事件,反映了欧洲至今有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代表神圣权力的基督教组织,另一个才是各类世俗权力。二者并立、对衡和补充。虽然随着“上帝死了”的世俗化和政教分家的过程,教会的影响遭到了削弱,但是,在调解和规范人们关系中,教会仍起着很大的作用,是人们感觉不到的国中之国。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国家总统、总理、部长就职,都得摸着《圣经》宣誓。我认为,这不只是个形式。

第三,古罗马政治制度和古罗马法的影响。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很多传统。在政治方面,比如在共和时代(公元前509~前27),存在着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和监察官等多元的机构,这也体现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法律方面更不用说,古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所谓“大陆法系”的起源,对后世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时代的法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再就是“选举”这个传统。比如欧洲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有“选帝侯”的职称。他们是有影响的世俗诸侯大主教,共同决定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值得强调的还包括“个体”(individual)的概念。这个概念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独特性,不可分性。我们知道,这是现代西方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没有这个概念,“自由”、“平等”、“自治”和“社会契约”不可能像想。

第四,文艺复兴(14世纪17世纪)、宗教改革(开始于欧洲16世纪)和启蒙运动(17-18世纪)。这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不仅使欧洲脱出黑暗的中世纪,而且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

文艺复兴开始于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开始反抗提倡禁欲的天主教文化,并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其核心是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宗教改革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抗议宗教改革运动,Protestant Reformation),该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最关键的影响,个人的信仰活动不需要教会和神职人员,可以自己进行。

启蒙运动的影响面更广,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其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这次运动有力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宣传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在政治上,反对封建等级和贵族特权,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提出了人的“天赋人权”(古希腊开始就有这样的观点,自然权利;反对“君权神授”)、“三权分立”、“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等学说。

第五,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因是城市中的富有阶层,因为经济力量的强大,面对世俗权力(教会、国王和诸侯),在已有的权利上(比如建立市场的权利),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可以简单说一下,即1)反对封建等级; 2)把“自由”、“平等”、“人权”、“三权分立”等理念付诸实现,建立了现代民主。

中西文化的四组概念的对比

下面讲四组概念的对比。

第一,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民本这个问题非常大,讨论也不会有个终止。但是,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第一,西方的“民主”首先是个政治实践。在古希腊,不论好还,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统治形式。亚里士多德根据执政者代表的人数,先把政权或政府形式分为三个;又加上执政者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利益,共区分出六种政府形式。“民主”(democracy)就是这六种政府形式中的一种,就是代表生来就是自由公民中的,占城邦居民大多数的穷人(也就是demo)以及他们的利益的政府形式。

我想,如果以政权的建立和政策的形成为界限把政治过程一分为二,民主更是前一个过程。理论上说,只有人们本身有权利参与政权的建立和政策的形成的情况下,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第二,现代民主制都是社会精英,也就是少数人建立的。实际上,因为党派的建立和竞争,建立“民主”往往是争取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手段。而且,党派宣称自己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正当的。所以,政府往往是各利益集团竞争和妥协后的产物。第三,民主的“悖论”。我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某个社会里,社会精英已经能承担社会整合和发展的责任,并存在有效的社会规范(比如法律)的时候,即,社会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在即使没有“民主”这个统治形式的情况下也能基本运转的情况下(比如西方的市场经济),才能建立和顺利发展。

与西方的“民主”相比,中国的“民本思想”,第一,首先是一种理念,治国之道,牟宗三所说的“治道”;第二,在我刚才说的政治过程中,更属于政权的建立和政策的形成以后的过程。这里,古代中国不乏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比如我下面说的、“礼治”、“德政”和“仁政”。

所以,我认为,讨论儒家为什么没有发展出“民主思想”的问题,以及能否和怎样发展出现代民主的问题,比如牟宗三的“良知的坎陷”的理论,本身就不合理。

第二,西方的平等和儒家的等差

其一,我说西方的“平等”,并不是说西方存在着“平等”的现实,而是认为不平等的群体一直在追求平等,因而形成“人人平等”的理念。等级在任后社会和社会组织都有,而且,在很多领域,比如军队、国家管理的行政系统和医院是必须的。所以,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更是一种理念,它往往是对现实不平等的一种道德制约和平衡。在古希腊,除了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外,自由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平等,所以,才可能有不同的统治形式。其二,从西方发展看,从古希腊的“自由的公民”之间要求平等,到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又到文艺复兴后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个对什么来说,平等的问题。第三,虽然在西方,比如德国处处能体验到等级,但是,由于“平等”作为理念和价值的存在,也能体验到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

以我在德国大学的经历举例说,虽然在教授与他的团队成员和学生之间存在等级,但是,教授得尊对方的人格和意见。这只用从说话的态度和用词就能看出。你要是以命令的方式让手下做事,甚至谩骂或拍桌子,那么自己会很丢脸。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报告会,来的人很多,都坐满了。一个教授来晚了,没有位置,那只好站着,他的团队成员和学生没有给他让座。不过,在企业里,并一定是这样。

作为对比,我可以举个我在中国亲身经历的例子。一个座谈会,主持人根据教授、副教授、讲师、博士生、硕士生的顺序请大家发言。这让我感到很奇怪。我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儒家认可和赞同现实中的等差态度。在中国,儒家主要从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来考虑政治和伦理问题,所以,自然而然地接受现存社会中的等差。

这些等差,一方面表现了人们之间的不同地位和相互角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和政治治理的等级制度。儒家是从治理的角度强调等差关系的。不过,儒家也强调处于不同地位和相互角色的人们关系的对等。比如《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我认为,现代社会要求我们接受这些“平等”的理念,最简单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既然我们需要公德,那么,公民的培养和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成为前提。为此,孩子从小得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社会责任。而前提又是孩子应该有表达自己意愿和行动的权利。(我马上讲这个问题。)

我的想法是,因为儒家以道德水平把人分等,比如孔子的“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和庸人”五等,提倡“德政”和“仁政”。问题是,人越处于上位,应当承担的责任越大,越处于下位,责任越小,甚至不担当责任。因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也就没有机会培养责任,最后,也就没有责任意识和责任感。这肯定不利于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建立。

第三,西方的权利(英语: right)和儒家的”(英语可以翻译成:righteousness)

我为什么把西方的“权利”(英语的right)和儒家的“义”相比较呢?是因为二者都表达了某种正当性。这里要先说明,中国的“权利”这个词虽然很早就有,从字面上就与西方right的概念不一样,“权”表示“权势”,“利”表示“货财”并且是贬义的。而用这个词来表示西方的right的含义,变成中性乃至褒义词,是近代一百多年来的事。

西方的right这个概念,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正确”,英语说You are right 。一个是“权利”,比如You don’t have right to do it。作为“正确”的词义,在所有印欧语言中都有。词根*hreĝ-的含义是“树起来”(aufrichten)、“摆正”(gerade richten)。类似古汉语中的“正”(“端正”的“正”)。

作为“权利”的含义,大概是另一个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的来源,而且从一开始就有就隐含了我们所说的“天赋人权”的意思。不过,希腊语的lex这个词首先是“法则”的意思。那么,希腊语lex naturalis的字面义是“自然法则。当代德语Recht就还有这个区别。第一是所谓“subjetives Recht“, 可以译成“主观的权利”;第二是所谓的“objektives Recht“,可以译成“客观的法律体系”,就是“法则”的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和其他欧洲语言一样,希腊语的naturalis,也即英语的nature,不仅有“自然”的含义,涉及到人,也有“本性”的含义。由于人们可以基于自己理性了解自己的本性,那么,人们“自然权利”就可奠定在人们的理性之上。进一步说,去听从自己的理性,就是人们唯一要遵守的法则。换句话说,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则可以奠基于人们的本性,而不需要其他的东西。这里,顺便提一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了高于此“自然法则”的上帝的理性或意志。因为文艺复兴后关于“自然权利”的讨论又回到古希腊的观点,所以,这里不去细说。

由于材料不足,我这里不能讲清和证明这两个词怎样发展和相互影响的。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想像,“正确性”是和“权利”相关的。因为存在一个基于人们理性的规则,人们可以基于这个规则,提出的“权利”,而且认为这个“权利”是正当的。

到了启蒙时代,人们试图把人从上帝桎梏中解放出来,所以在整个“自然法则”的讨论中,更强调要遵守这些规则,进而强调人表示作为人的正当要求的“权利”。比喻洛克所说的“自我生存、自由和自己所有”(Selbsterhaltung, Freiheit und Eigentum),我们既可以说,“自我生存、自由和自己所有”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规则”或者说“自然法”,也可以说人们有这些基于人性的“权利”,说人天生具有“自我生存权、自由权和自己所有权”。这些“天赋人权” 思想的当然与“个体主义”的思想相辅相成。比如,按照这个观点,人的生命和生存权从胚胎就开始,必须受到保护,这是西方人为什么对堕胎问题很严肃的原因。

另外,在和国家的关系中,“个体主义”强调国家是为个人而存在,所以理应为个人服务。这和古希腊就开始的政治活动从下到上的运作方式相吻合。顺便提一下,我认为,在古汉语中找不到与西方语言中individual(我翻译成“个体”,而不是“个人”)类似的概念。

与西方的right相比,中国的“义”这个概念,隐含着把社会秩序和人们的关系至于“个人”之上。这里,我不用西方的“个体”的概念。大家知道,关于“义”,也可以讨论很长时间。今天肯定不可能。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把握几个基本点。

第一,“义”的基本意思是“适宜”。孔子说“义者,宜也”,“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朱熹说“义者,事之宜也。”(义,正当与否的度)和“仁”这个核心价值相比,“义”更强调了道德的理性这一面。

第二,“义”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角色有关,比如上面所说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必须和“礼”相结合来理解。孔子说:“君子以义作为做人的根本,用礼仪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来说出它,用忠诚的态度来完成它”(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第三,如果和西方“权利”的概念相比,“权利”表示了“个体”对他人的和国家的正当要求,“义”更强调了在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应当去做”。换句话说,这和当代的概念“义务”有类似之处。也许如此,总体来说,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不强,“义务”意识很强,比如把西方的“志愿者”这个词,也翻译成“义工”。不过得注意,“义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和责任感不一样。

第四,西方的“法制”(“制”是“制度”的“制”;英文:rule by law)与 “法治”(“统治英文:rule of law) 和儒家的“礼治”(“治”是“治理”的“治”)、“德政”(“政治”的“政”;(govern by the virtue))与“仁政” govern by humanity/benevolence

从词汇上讲,现在说的“法”和刚才讲的也包含“权利”意义的“法则”不一样。比如英语的law,来源于古英语的动词lagu,德语的Gesetz来源于动词setzen,都有“放置”和“固定化”的含义。 “法”特指由于人的行为形成的或者人们制定的法律,既成文法,或实在法。(当然,“法”涉及自然界,是“规律”的意思)

先说“法制”,也即rule by law。从思想史看,rule by law,也就是“依法治国”产生较早。比如柏拉图就讨论过是哲学王治理还是“依法治国”的问题。可以想象,从巴比伦到古埃及,有法律的存在,当然就会有“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国春秋郑国子产“铸刑书”和晋国赵鞅“铸刑鼎”,应该都属于“依法治国”的实践,虽然这个法主要是刑法。法家的“法治” (我把这个“治”解释为“治理”)也可以归入这类“法制”(rule by law),因为“法”是统治的手段,统治者本人高于这个“法”,在“法”之外。

这个“法制”(rule by law)和我现在讲的“法治”,也就是rule of law,应该做严格的区别。从英文的字面义来看,rule by law中文可以翻译成“法律的统治”,也就是说,法律高于任何人,包括统治者和国家。反之,也可以说,任何人不能高于法律。和rule by law相比,“法治”应该产生的较晚。虽然有学者说,亚里士多德就有这个思想,我认为值得怀疑。时间关系,我没找到希腊文的原文出处。但从这个学者译成的英文“Law should govern”来看,似乎谈不上“法治”思想。

所以,真正谈得上“法治”,或者说“法治”要求和思想的,应该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法治”的要求是针对专制主义和国王基于“君权神授”的君权,也针对国家机器官僚的任意决定,比如德国所谓的“警察国家”。

这与启蒙时代的要求国家保障个体自由和权利,卢梭的“社会契约”,洛克和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约”的等新思想相辅相成。不论“三权分立”不一定得到了完全实现,但是,无论是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都对培养公民,包括国家机器成员本身的法律意识,提高守法、遵法的水平,并减少和限制国家机器成员违法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里,还值得指出,西方,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由于神权的削弱而形成世俗化的发展,因此失去了基于上帝的整理标准。所以,西方特别注重“形式”的正确性和“程序”的必要性。一个法律和法庭的判决,一旦由立法机构和法院制定和做出,无论好坏,谁都得服从,包括反对这个法律和法庭的判决的人。小布什战胜戈尔第二次当上美国总统就是个例子。

现在说古代中国的“礼治”,“德政” 和“仁政。先说“礼治”。这个“治”,我认为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治理”,“礼”是治理的手段,类似西方的rule by law,所以“礼治”可以译成rule by rites。对执政者来说,“礼”是治理国家的治国大纲。孔子在指明“为国以礼”(《论语·先进》)的同时,也解释说:“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孔子家语·论礼第二十七》)荀子也说:“ 为政不以礼,政不行也。” (《荀子·大略》“)

第二个意思是“统治”,类似西方的rule of law。为什么呢?对儒家来说,“礼”的作用是规范和理顺社会关系(《孔子家语·论礼第二十七》夫礼者,理也。)使之虽有上下远近之分,却带有亲情,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及政治运作机制。所以,任何人,包括统治者的行为都包含在礼仪规范之内。作为天子的周王虽然在等级制的最上面,却不在制度之外,也即不高于“礼”。如果人人都践行礼仪,那么,就会形成“礼仪统治”的状态。

再说“德政” 和“仁政”。“德政”是现代人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孔子“为政以德”的概括。不过,很多学者用“德治”。我之所以用“政”而不用“治”,是因为“为政以德”指的是执政者必须首先培养和具有道德水平,通过榜样的作用,教化老百姓,感化之也成为有道德之人。这里的核心是在“自己行为正确”的基础上,“纠正”老百姓的行为。所以,“德政”的概念更符合“为政以德”的本义。同时,这也中国自古以来对所谓“政治”的理解,就是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

至于“仁政”,是“德政”的具体表现和措施。首先是执政者得具有爱老百姓的“仁爱”之心,这样,他才能去关心老百姓的“生计”,从而在此基础上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

最后,我不用说,大家也会看中西在“政治”和“治理模式”上的区别。西方人很难理解“内圣外王”的意思。这是后话。

小结:一点推断

以上我对“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举出了一些例子,而很少讲“正确定位儒家思想及其发展”。

我总的感觉是:东西方有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虽然有类似的概念、范畴和价值,但是旨趣(也即主要目的、意图和兴趣点)不一样,我强调一下,旨趣不同。价值的含义是对人有价值,值得追求和实现,值得为之付出代价,做出牺牲。那么,西方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权利更与个体(Individual)和个体的幸福相连;而中国的价值,比如仁、义、和谐更与与整体和秩序相连。同时,各文化中的价值体系是个有机的整体。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就是相互联系的。

举出上面一些“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例子,一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二来,也请让我们共同思考“正确定位儒家思想及其发展”的问题。我承认,我的思路还不特别清楚,思考也不成熟,所以,这里暂时不能阐述我的意见。

我只是希望:我们要通过梳理一些关键的概念来认清东西方文化的相同点和区别,认真研究和考察这两个问题:第一,学习和融入哪些西方价值是必要的,以便儒家能继续生存和具有生命力;第二,学习和融入这些西方价值有没有可能。当然,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这使问题变得更复杂!

谢谢大家!